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怎樣判刑

律師解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一、罪名簡介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這一新罪名是由2006年6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而來，該《修正案》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修改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進而在2007年5月11日兩高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與盜竊、搶劫、詐騙、搶奪機動車相關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進一步明確了“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這一新罪名。

目前實務中常見的情形有如下幾類:一是幫助金融類犯罪、詐騙類犯罪轉移犯罪所得、二是盜竊、搶奪類犯罪，幫助轉移犯罪所得、銷贓、收贓等、三是非法狩獵、文物等國家特殊保護客體的犯罪的轉移、銷贓。

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處罰

根據《刑法》以及相關司法解釋，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也就是說本罪只存在兩個量刑幅度：

1、一般情節(jié)，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2、是情節(jié)嚴重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值得一提的是，余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注意到從法學理論層面，本罪的刑法法條部分并沒有對該罪名的構成要件進行明確的規(guī)定，因此在實務中還需要關注該罪的入罪條件，具體如下：

（1）入罪條件：

(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三千元至一萬元以上的;

(二)一年內曾因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受過行政處罰，又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的;

(三)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系電力設備、交通設施、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軍事設施或者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

(四)掩飾、隱瞞行為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并造成公私財物損失無法挽回的;

(五)實施其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妨害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進行追究的。

（2）可以判處三年以下的情形：

(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總額未達到十萬元以上的;

(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十次以下，或者三次以下且價值總額未達到五萬元以上的;

(三)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系電力設備、交通設施、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軍事設施或者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價值總額未達到五萬元以上的;

（3）三年以上情形：

(一)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價值總額達到十萬元以上的;

(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十次以上，或者三次以上且價值總額達到五萬元以上的;

(三)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系電力設備、交通設施、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軍事設施或者救災、搶險、防汛、優(yōu)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價值總額未達到五萬元以上的;

(四)掩飾、隱瞞行為致使上游犯罪無法及時查處，并造成公私財物重大損失無法挽回或其他嚴重后果的;

(五)實施其他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行為，嚴重妨害司法機關對上游犯罪予以追究的。

三、主要辯護要點：

1、罪名問題

對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他本質上是一個下游犯罪，因此常常與上游犯罪進行關聯，這時候，作為辯護律師應當綜合考量其上下游的犯罪涉嫌罪名、量刑情況，做出具體分析，并結合辦案機關的定罪意見做出相應的對策，實務中常見的是直接以上游犯罪的共犯而非以本罪來定罪，在此種情況下，若上游犯罪量刑幅度明顯高于本罪，辯護律師應當積極爭取變更罪名。例如，余律師在安徽辦理的一起詐騙案件，犯罪嫌疑人張某（化名）使用銀行卡為上游犯罪轉賬，辦案機關起初以詐騙詐騙罪共犯追究犯罪嫌疑人張某的刑事責任，余律師介入后，通過分析，由于轉賬數額較大若定詐騙罪量刑幅度會超出10年，在辦案機關無法證明具有共同犯罪故意的情況下，應當定性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最終檢察院決定變更罪名，本案由10年以上最終定性為三年以下。

理解上述案例后，也可以得知，反之，亦然。

2、涉案的犯罪數額問題

本罪的犯罪數額常見的有兩種，一是直接的資金數額，二是涉及的實物價值。對于第一種情形應當有完整、連續(xù)的流水反映相關的錢款性質，否則作為律師應當提出充分的質疑，二是實物價值，隱瞞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的數額，應當以實施掩飾、隱瞞行為時為準。收購或者代為銷售財物的價格高于其實際價值的，以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價格計算。由于數額直接影響量刑，因此無論是在涉及資金，實物的證據實體和證據的合法性等方面，都應當充分的關注

3、上游犯罪問題

本罪重要的特征是其是一個上游犯罪，因此，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應當充分了解本罪的上游犯罪情況，并要求辦案機關進行相關的信息披露，不能想當然的將涉案的犯罪情節(jié)全部都推定為犯罪，這是應有之義卻常常被部分律師所忽視。例如：余律師在南京辦理過一次掩飾隱瞞犯罪所得案件，公訴機關指控犯罪嫌疑人銀行卡中的流水全部是犯罪數額，但是經過多次向公訴機關以及法院進行了解披露，涉案的銀行卡中主要涉及兩個“組織”的轉賬，其中一個組織已經被刑事處理，但是另一個組織的情況不明確，甚至沒有刑事立案，因此不宜作為犯罪處理，即使該兩個組織的轉賬具有指向犯罪的高度蓋然性。

以上是余律師根據自身辦案經驗總結的關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相關要點，更多法律問題，可以咨詢余律師

刑法問題：解決下列案例，來說明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和幫助毀滅證據罪的區(qū)分？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

幫助毀滅、偽造證據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所謂幫助，是指為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準備工具、掃除障礙、出謀劃策、提供條件、撐腰打氣、堅定其毀滅、偽造證據信心等。其既可以表現為體力上的、物質上的幫助，也可以表現為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支持。既可以是在訴訟中，有時也可以是在訴訟前。所謂毀滅，是指湮滅、消滅證據，既包括使現在證據從形態(tài)上完全予以消失，如將證據燒毀、撕壞、浸爛、丟棄等，又包括雖保存證據形態(tài)但使得其喪失或部分喪失其證明力，如砧污、涂劃證據使其無法反映其證明的事實等。所謂偽造，是指編造、制定實際根本不存在的證據或者將現存證據加以篡改、歪曲、加工、整理以違背事實真相。由此看乙成立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窩藏贓物這個案例怎么判刑

窩藏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或者為其提供錢財，幫助其逃匿或者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證明予以包庇，意圖使其逃避法律制裁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案例和分析

熊某是一廢品收購店老板，2012年下半年先后多次收購14歲中學生袁某和15歲中學生沈某某盜竊所得的電線、鋁錠子等金屬贓物，后因他人舉報熊某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經鑒定，熊某收購的金屬贓物價值人民幣1800余元。本案中，熊某的行為該如何認定？

首先，熊某的行為符合隱瞞犯罪所得罪的主觀要件。《刑法》第312條規(guī)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未成年人袁某和沈某某先后多次將電線、鋁錠子等金屬贓物賣給熊某這一行為，顯然與他們的主體身份不符合。熊某對此應當意識到這是盜竊物品；當袁某和沈某某明確告訴他這是從某停車場汽車里盜竊來的物品時，熊某仍低價予以收購，其牟取暴利的犯罪動機十分明顯。其次，熊某的行為符合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客觀要件。盜竊公私財產，是公安機關依法應當打擊的犯罪行為。熊某收購明知是盜竊而來的物品，其行為客觀上幫助了盜竊犯罪，對公安機關打擊犯罪形成阻礙，妨害了司法機關的司法行為，故而其應當受到刑事追究。第三，《刑法》第312條中所指的贓物，是以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一般犯罪主體來確定的，未成年人因為不是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人，僅對某些犯罪負有刑事責任，故而被稱之為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的特殊犯罪主體。因此，本案熊某的行為，只能以一般犯罪主體來確定其所收購物品的性質；何況，前者是否有罪，對后者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均無任何改變，甚至熊某的行為助長了該案的未成年人進一步走向犯罪。所以，無論從社會危害性，還是從打擊違法犯罪的角度講，熊某的行為都符合隱瞞犯罪所得罪的特點。

刑法312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收益罪，如何定罪？最好附有案例，專業(yè)的來。

第三百一十二條【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jié)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根據刑法修正案（六）修改，原條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guī)定處罰。（此款由刑法修正案七增加）

構成要件

（一）客體

本罪名在《刑法》分則中處于第六章第二節(jié)妨害司法罪中，因此，從一般客體來說，其犯罪客體為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本罪的具體客體，有人認為是“司法機關追索財物的正常活動”，也有人認為是“司法機關查明犯罪證明犯罪的活動”。我認為這兩者均不能涵蓋本罪的全部具體客體。一方面，犯罪所得及犯罪所得收益是案件的重要物證，能夠證明案件的事實及贓物去向，并印證犯罪分子的犯罪動機等，對于查明案件事實，證明犯罪有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四條規(guī)定，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是司法機關應依法追繳的范圍，行為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在客觀上給司法機關追繳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動造成了妨害，因此，本罪的客體應當是司法機關正常查明犯罪，追繳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動。

（二）主觀方面

要求必須是一種明知,對于本罪的明知有兩個方面必須注意，一是明知的內容。應該是明知該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和犯罪所得收益，只要行為人知道該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時，就應當認定其主觀上是明知，而不要求行為人必須明知該物品是什么具體的犯罪所得，是如何所得，該物品具體是什么物品，有何價值等。二是明知的程度。行為人明知的程度必須達到知道是他人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收益，而不能是一般違法所得。因而如果行為人只是知道該物品是他人違法所得，那么侵犯的將不再是司法秩序而是行政秩序，自然不應當構成本罪。

對 “明知”的理解。在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區(qū)分罪與非罪的前提條件。是否“明知”是行為人的一種主觀心態(tài)，證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證據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卻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狀態(tài)，其證明力隨著口供內容的變化而變化。因為犯罪嫌疑人受趨利避害思維的影響，往往拒不供認其對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偵查階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將直接影響到自己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直接影響到司法機關是否對自己的行為定罪量刑時，為了逃避刑罰，犯罪嫌疑人往往會推翻原來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別是在一對一交易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會矢口否認，極力否認自己是“明知”的，給認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難。因此，正確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為打擊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關鍵。在司法實踐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其“明知”的情況下，辦案人員對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辦法。由于這種推定是辦案人員根據案件事實和證據形成的一種內心確信，在司法實踐中應嚴格掌握，外延不宜過大。第一，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適用推定。推定必須是在沒有其他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主觀心態(tài)的前提下進行，如果僅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認，但有其他證據證實“明知”，則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賣贓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贓物來源，或者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親眼目睹了盜竊或搶劫贓物的過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認“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賣贓者（只有1人）稱已告知贓物的不法來源，也就是在證明“明知”的問題上，證據出現一對一的情況下，應該結合其他客觀事實加以佐證。

司法實踐中，如果在交易過程買賣雙方都心照不宣，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認，又沒有賣贓者已告知收贓人贓物來源的供述，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

1、如果犯罪對象為機動車，那么直接依據《關于依法查處盜竊、搶劫機動車案件的規(guī)定》司法解釋關于明知的法律推定。

2、如果犯罪對象為機動車以外的普通財物，則采用事實推定的方法來判斷犯罪嫌疑人對贓物不法來源“明知”的認識程度：一是看贓物交易的時間、地點，如夜間收購、路邊收購 ，對“明知”認識的程度就大于白天收購、市場收購；二是看贓物的品種、質量，如果贓物屬于剛在市場發(fā)行的新產品，則不法來源的可能性就大，因為合法的所有者不會輕易賣掉，除非搶劫或盜竊所得贓物；三是看交易的價格，是否顯著低于市場價值，根據經驗，一般賣贓者所得贓款僅僅是贓物鑒定價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看有無正當的交易手續(xù)，賣贓者是否急于脫手；五是看贓物與賣方身份、體貌的匹配性以及賣主對贓物的了解程度，等等。然后分別列出可證明“明知”的基礎事實和可反駁“明知”的基礎事實進行分析比較，再結合人們一般的經驗法則、邏輯規(guī)則判斷哪一方的事實和理由更為充分可信，最后推出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的結論。

（三）客觀方面

根據《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的規(guī)定，本罪客觀方面包括“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行為。窩藏，是指為犯罪分子提供藏匿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處所，有隱匿、保管的主觀故意。轉移，是指將犯罪分子搬動、運輸其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窩藏和轉移均要求其犯罪程度達到足以影響司法機關正常的查明犯罪、追繳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活動的程度，如在一個房間內的轉移贓物行為不能構成本罪的客觀行為。收購，主要是針對1992年兩高有關司法解釋中所說的“低價購進、高價賣出”的行為，司法實踐中主要是針對以收購廢品為名大量收購贓物的行為，是指有償購入，然后再高價出賣的情況。要注意區(qū)別“收購”與“收買”的區(qū)別，收買是指買贓自用，其主觀上是一種貪圖便宜的心理，而不是故意妨害正常的司法秩序。代為銷售，是指受犯罪分子委托，幫助其銷售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為。對于本罪的兜底條款“以其他方法”，則應當根據其主觀故意及行為是否足以影響司法秩序來進行判斷，其核心標準在于掩飾和隱瞞兩種效果。掩飾是通過改變物體的外部形狀的方式達到與原贓物相區(qū)別，而避免被司法追繳的目的；隱瞞則是通過隱匿、謊稱等方式，在不改變外部形狀的情況下，使犯罪所得及收益及于一種不為人知的地點，避免被司法機關追繳。只要采取這兩類方法，達到了妨害司法活動的程度，則是本罪的客觀行為。

（四）本罪的主體

本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但是從理論上講，本罪主體不包括上游犯罪實施人，即產生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行為實施人，而是幫助犯罪份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其他人。如果是上游犯罪行為人實施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行為，則屬于在犯罪后對贓物的處理行為，在刑法理論上叫后續(xù)行為，為此前上游犯罪行為所吸收，不另行處罰。法人能夠成為本罪的主體。